王家善： 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

引子

＊本文摘自《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作者王家善，原标题《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

王家善(1905年—1979年)

王家善(1905年—1979年)，黑龙江巴彦人。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步科。日本陆军大学肆业。1931年2月任东北讲武堂步兵教导队第一连连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过救国活动。1935年12月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7年8月回国,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回东北做地下工作。到东北后，先后任伪满中央训练处教官，治安部参谋司军务科科长，伪军官学校教授部部长，步兵第四旅旅长，步兵第七旅旅长。1945年8月1日调任佳木斯军管区参谋长。同月被苏联红军俘虏，逃出后在长春建立武装，所部后归东北保安第四总队。1946年2月任东北行转高参，5月6日任重新组建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原第四总队被歼灭），8月改任第十三保安区司令，10月6日任独立第九师师长。1947年改任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1948年2月25日率所部在营口起义，并逮捕了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起义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师，任师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后任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病逝。

正文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在我（我当时任该师师长）率领下于营口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这支部队乃从黑暗死亡线上走上光明新生的大道。现将其经过概述如下：

一、部队沿革和我的思想变化

暂编五十八师是由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改编而成的。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又是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收编东北各地方武装部队而成的；共为六个团，驻长春，和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共同担任防守任务。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解放军解放长春时，把这两个部队打垮了。保安第四总队司令陈家祯因伤被俘，第二总队长刘德溥当时行踪不明。因而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命我（当时我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当参议）和东北行高参王化兴到铁岭收容这两个部队。四月末，第四总队共收容了官兵近七千人，五月六日我被任命为第四总队司令。六月三日部队移驻长春（这时解放军已撤出长春），担负长春守卫和整编部队任务。这支部队成分很复杂，有伪满军队、警察、山林队、护路警及光复后临时组成的地方武装，也有少数土匪，官长多系伪满军官（这支部队成立时由我帮助组织，许多官长和我都有关系）。因为在长春防守战中经过了一次严重打击，损失很重，故在整编中非常伤脑筋。当时东北行辕只给补充了一些步枪、轻机枪、六O炮等武器，整编后为三个团。到九月中旬，按编制又补发了重武器，并改编为第十三保安区，十月九日移到辽东地区岩、凤城、庄河一带驻防，临时代号为独立第九师，暂归新六军指挥。部队驻地分散，任务繁重，入冬后天气很冷，官兵冬装尚未发下来。我虽一再请示上级，但终未得到解决。我不得不到沈阳周旋。经东北行辕参谋长批准尽先发给，可是到了军需司和被服科，他们却打起官腔来，硬说库无成品，碍难照办。据我当时了解，仓库存有服装，我知道这是他们要敲竹杠。为了官兵能及时换上冬衣，只好上下浇油，

幸而通过了这一关。到了仓库，尽管事前送了个“小门包”，哪知道他们的胃口也不小，伪称库里现有的都是次品，要领就是这类东西，要领好的就得等些日子，结果又补送了一次，真是立见功效，很快就领到了一级品。从这个问题也不难看出，国民党军队腐败到了什么地步。

服装问题解决了，但又来了新问题。新六军派出一个所谓前进指挥所，由一名副师长许颖担任指挥，负责指挥第九师。他与第九师师部同住在岫岩县城。关于第九师的作战行动，全由许来包办。我这个正职反被副职指挥，这种做法使我精神上很不愉快，从军事指挥原则上来说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充分说明嫡系歧视杂牌军，我深深地感到杂牌部队到多咱也吃不开，自然就产生了一种不满情绪。

一九四七年四月初，国民党放弃了安东地区，独立第九师同时受命向辽河以西转移，在辽河、锦州中间地区打游击，牵制解放军。当部队撤到营口时，看到营口没有驻防部队，人心徨惶，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经了解后，知道市里显要人物都在前两天溜之乎也。我当时想，营口是战略要地，需要有部队防守，不能轻易放弃。于是向东北行辕和长官部发出了请命的电报，说明营口是东北战略要地，又是辽河东西交通孔道，也是关内外联络的第二干线，建议应当固守，独立第九师愿意承担这一任务。东北行辕复电批准了我的建议，并命独立第九师驻守营口，担任该地区的防守任务。

四月中旬，独立第九师在营口、大石桥两地集结完了，我率师部和主力驻守营口，派三团驻守大石桥。随即积极地改建和修补工事。五月十日前后，解放军辽南部队向营口、大石桥发动第一次攻击。当时解放军以一小部兵力牵制营口，以主力攻击大石桥，激战一昼夜，第三团受挫，被迫撤出大石桥，退到营口。次日，解放军即大举围攻营口，战斗一夜，解放军即撤走。在这次防守战中，东北行辕调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增援，但部队到达时战斗已结束。第二总队在营口驻不久（四、五天），又受命进驻大石桥，到大石桥不到一个月就被解放军给打垮了。七月末，独立第九师又改编为暂编第五十八师，归五十二军建制。这时部队的装备虽经过两次补充，但还是很差。

八月初，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电召我去沈阳汇报情况，我乘机要求补充人员，充实装备，陈当面答应了。我回到营口之后即拟订招募、补充兵员计划，报东北行辕备案，并在师司令部组织招募委员会，派出十几个小组，到辽阳、海城、盘山、辽中、营口等县进行招募。因为所选的招募人员多系各该县出身，可以利用乡土关系，又兼五十八师是东北部队，东北正处在战争时期，许多青年失业，因而不到两个月，两千七百名新兵的补充计划就完成了。部队补充兵员，增强了战斗力，在这国民党当局不能有计划地补充兵员的时候，本来是件有利的事。可是长官部却来电申斥：“自行招募，违背国家法令，应立即停止。”这时我们的招募计划已基本完成，工作将告结束。随即复电：“遵命，停止招募。”我未提招募是陈诚面许，并已在行辕备案，恐怕犯下“目无长官之罪”。长官部为什么要过问这件事呢？其原因是当时东北共有四个保安总队,统归东北行辕直辖，只是在作战时临时归长官部指挥，听说熊式辉和杜聿明为这四个总队的隶属问题有争执，这次对我的问罪也可能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幸这次充实兵员是经陈诚面允的，又在行辕备了案，否则难免不充当“替罪羊”。

八月末，接东北行辕通知：“补充五十八师的武器，已全部下拨五十二军转发。”但过了半月余尚无消息，我即电问五十二军。军部复电称：“武器尚未拨到。”当时我很奇怪。又过十余天还是无消息，而部队需要补充武器实是如饥如渴。故再电催，这次复电是：“武器尚未到齐，到齐后即转发。”我接电后有些怀疑，同时也很气愤，随即向东北行辕电询：“补充五十八师的武器是否已全部拨交五十二军？”复电：“补充五十八师之武器已于八月末全部拨交五十二军转发，可向该军直接请领。”我即持东北行辕复电去辽阳军部交涉，这时才给拨一些经他们修理好的破烂武器，而把行辕拨给的好武器装备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这种宗派主义的作风，使我精神上又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

十月上旬，解放军第二次围攻营口，这次围攻与第一次不同，不仅兵力多，而且有野炮、山炮配合，激战两昼夜，当时赖有四艘军舰在辽河上支援，营口未被攻陷。在这次战斗中，东北行辕又调交警一个总队来支援。在战斗最激烈时，交警总队已经进到辽河西岸，但按兵不动，隔河观战。当时我派副师长过河向曹总队长（不久即去职）一再要求，他才派过来一个大队，但这个大队又借口不明敌情、没吃饭、疲劳等，不参加战斗，直到天亮才进入第一线，可是一枪未放，解放军已撤走了。

战斗刚刚结束，恰值国民党海军头子桂永清来营口视察他的海军（其实桂早已到营口港口外，而在舰上作壁上观）。他对舰队打坏了一门主力炮大发脾气，痛斥舰长。舰长为了推卸责任，就说王师长一再要求炮火支援，所以就打坏了。因而他对我很不满，责备我说，你不懂海军炮的性能，过多地要求打炮，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但是他对营口得失，却漠不关心，对营口防守战只字未提。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位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竟会如此狭隘，如此无知。

但这次战役引起了国民党对五十八师的重视，加上北宁路关外一段经常被切断，更感到营口港口和营沈线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了。对保卫营口需要加强力量，因而又给五十八师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并配属了一个野炮连、一个化学迫击炮连，再加上交警总队。

交警总队到营口以后，重新划分了防区，交警担任东部地区防守任务。在营口东部有个制镁厂划在交警防区内，我到营口时还很完整，派一个排保护这个厂。在接交防务时，我特别对李安总队长说：这个厂很重要，全国很少，应注意保护。他们不但不保护，反而暗地把厂内的铜制管道和铜电线拆除，运往上海高价卖出，大发横财（当时关内铜非常贵）。我听了很气愤，去找李安。他说：“不可能吧！我查查，如果有，一定制止。”事后，工厂还在继续被破坏，我又和市参议会去谈。

该会派代表向交警提出抗议，但都无效。可是他们运铜装船时，必经西部五十八师防区；五十八师以为禁运物品，禁止通行，因此曾发生武装冲突。以后，他们就把铜用小船由河里送上大船，绕过五十八师防区，照样外运，致使工厂全毁了。事毕，他们扬言老百姓把工厂破坏了，企图掩盖自己的罪恶行为，这件事使人非常痛心。

十月初，五十二军派郑明新副军长到营口，成立了前进指挥所，指挥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郑在指挥这两支部队时很不公平，供应上处处照顾交警，分配任务时却额外照顾了五十八师，从而加重了五十八师的负担。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五十八师起义这个期间，营口民粮奇缺，军粮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八师不但不能领足应发的数量，而在领到的不足数量中，又多为粗粮。可是交警总队不但细粮多，而且冒领。当时五十八师官兵每天得喝一次粥，而交警总队竟高价出卖余粮。我曾多次建议郑明新点验交警总队人数，核实发粮。郑虽口头答应，但总看不到实际行动，弄得五十八师官兵愤愤不平。郑明新明知交警虚报冒领，可又为什么不清点核实人数呢？当然也有他难以告人之隐。郑对五十八师仅是口头上的信任，他所依靠最后保驾的还是交警。因此他不得不多与交警拉关系，拉好关系不但保驾有人，而且还有利可图。在当时郑明新和李安所想的不是如何团结部队鼓舞士气，共同完成守城任务，而处心积虑的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一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

入冬以后，再度收复大石桥时，五十二军派主力第二师由北向南进攻，命五十八师由西向东配合主力。五十八师派出第一团从西面攻入大石桥，第二师从北面攻入。两个部队为争首功发生了争吵，当军长覃异之、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军参谋长廖传枢等人到大石桥后，听了第二师军官片面的汇报，对五十八师就有了先入为主的不满。当时五十八师第四连有两名士兵，受连长命令，把他们由农民会拿来的东西送还农民会，在途中被他们碰上了，硬说这些东西是抢老百姓的。虽经士兵再三声明是送东西，不是抢东西，他们却不分青红皂白，根据偏听偏信，竟说：“你们打仗不勇敢，争功却很起劲，目无军纪，乱抢东西。”一怒之下，把两名士兵就地枪毙了。我听到报告后，乘车急驱大石桥，行至途中，遇见覃、刘等正来营口，见面即声色俱厉责备我一番。到营口之后，不管我心里怎样不满，还得勉强尽地主之谊，设宴招待。席间，收复大石桥成为谈话的中心，就地枪毙两名士兵是否合理成为争论的焦点。争论中，刘玉章傲慢自大，盛气凌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冷嘲热讽，令人难堪。参加宴会的覃异之、郑明新、刘玉章、廖传枢和袁鸿奎市长、李安总队长等人，都把火力集中到我和五十八师副师长唐仕林（不是嫡系）两人身上。这场争论充分暴露了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加深。经过争论，尽管是真相大白，他们还是袒护嫡系，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我身上。当时我甚感不平，他们走后，我越想越气愤，不禁回忆起一幕一幕的往事来。

首先我想起了“官大胆小，去而复返”的袁市长。在我到营口不久，有一位身着中将军服的客人来访，见面声称；“兄弟叫袁鸿奎，此次奉东北行辕熊（式辉）主任和长官部杜长官的命令来营口任市长…”又说：“我和杜长官在黄埔军校同期又是至交。”我心想，这是有来历的，又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嫡系，一定能效忠蒋家王朝，这位将军市长对防守营口定能有些帮助；同时营口有了市长也免去我的一些负担。因而我感到很高兴。袁到任后，很有个派头，很会做国民党式的官。我却没有想到这位将军市长对打仗那么胆小。当五月中旬解放军第一次攻击大石桥、营口时，大石桥刚刚打响，营口尚未进入战斗，这位市长就溜之大吉，逃回沈阳了。可是上级对这位擅离职守的市长并未加以申斥，却电令我兼理市长职务。我对市政业务是“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又在这种军务繁忙的混乱情况下,如何能兼理市长的职务呢？但上级命令不能违背，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临时官差，只好尽力而为之。经过这次防守战之后，营口周围环境逐渐稳定，营口、上海之间，轮船来往逐渐增多，市面也随之繁荣起来了。这位开小差的市长又大模大样地回到营口来接职。我们见面寒暄几句后，他就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用“便笺”写的纸条给我。我看是杜聿明的手谕，令袁复原职。当时我尚未接到行辕的指示，尽管我对这个受罪的市长职务不感兴趣，但没有行辕的指示也不能马马虎虎地交出去。我对袁说：“我尚未接到行辕指示，等打电报请示一下再办交接。”袁说：“好，好好。”我又想行政归行辕，不归长官部，为什么这位市长只拿杜长官的手谕，而没有行辕的命令就来接任呢？我颇为奇怪，就给行辕去电请示。复电称：“袁鸿奎既已回到营口，可将市长兼职交出。”当时我又想到，危险时让杂牌顶数、卖命；太平时嫡系又来做官享福，这也太不公道了。据事后了解，袁二次回营口任市长，行辕并不同意，但熊为了避免和杜的摩擦，也只好将计就计。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内幕该是多么复杂啊！

其次，在营口港口，常发现砸碎机器卖废铁的怪事。一九四七年夏、秋两季，上海、营口间的航运畅通，有些奸商和贪官勾结，把沈阳、鞍山等城市的完好机器砸成碎铁，运往上海高价出售，牟取厚利。有人要问：他们为什么不把完好的机器运到上海呢？原因是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有规定：凡东北的机器禁止运进关内，但碎铁废钢例外，因而这些丧心病狂的奸商和贪官，为了自私自利，就不顾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干山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这种奇货有时也被东北行辕驻营口的“物资检查站”认为是非法物资而扣留，可是事过不久，这些被扣物资又用船装运走了。揭开真相，原来都是“孔方”的力量。以后我想，这类破坏国家财产，盗卖国家物资的事情，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一定到处都有，营口码头出现的现象不足为奇。这种砸机器卖碎铁的行径，无异是为蒋家王朝敲起了丧钟。

随之，我又想起了东北光复初期的往事。东北光复不久,鱼肉人民成性的国民党“劫收”大员们，纷纷飞来东北，竟以接收为名，营私舞弊，前门贴封条，后门运东西，贪污腐化，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如当时人民所说的：（1）三迷（财迷、色迷、官迷)成风，（2）五子（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婊子）登科。只顾“劫收”金钱物资，不知接收人心。东北三千万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呻吟了十四年之久，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光复。今天日寇投降了，人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些“劫收”大员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我想人民的愿望如果寄托于这样的政党和这样的“人物”身上，真是等于水里捞月。尤其最近时期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内部的争吵日益剧烈，军权、政权派系之争日益尖锐，所谓蒋介石嫡系更加飞扬拔扈，排除异己，因而造成非嫡系离心离德，士气消沉，纲纪废弛，损兵失地与日俱增，民怨沸腾日甚一日，这些都证明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遂使我对过去的希望和理想，都产生了怀疑并失去了信心。过去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国民党身上，谁想今天的国民党却腐化到这等不可救药的地步。我如果这样混下去，必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在这种种事实的刺激下，我思想上起了剧烈的斗争：战矣哉？和矣哉？战则五十八师和营口市偕亡，这对营口市和全体官兵又有何益？即或侥幸胜利了，也不过是给人家打天下而已，别人坐天下就没有我们的椅子了。况且从当时形势分析，营口解放已经是注定了，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起义，没有第二、第三条路可走。起义不仅可使营口市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争损害，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五十八师全体官兵也能得到新生，何去何从，抉择的时候已经到了。

但又想全师起义是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全师官兵和营口市人民的命运，而且会影响到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前进方向，并对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必须慎重行事。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的还很少，为了确定今后的政治方向，实有更进一步钻研的必要。于是我就找东北行辕驻营口情报参谋王明仁（他是我的学生，听说他是共产党员），要他给我找些共产党的书籍看看。开始他只拿来些《大众哲学》和整顿三风之类的书给我，以后又拿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些伟大著作给予我极大的启示和教育，真是茅塞顿开，改变了我过去对共产党的不正确的观点。我初步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深得人心，为广大人民所拥护。况且有当代杰出的政治家，天才的军事家，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哪有不成功的：中国哪有不富强的！中国富强是我的理想。有了上述这些因素，在我思想上奠定了向左转走共产党的道路的基础。

二、酝酿计划 准备行动

一九四七年解放军发起冬季攻势以后，国民党军队遭到了严重打击，被迫由分区防御转为重点防御。东北地区的四十多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苟延残喘。营口四周的城市全被解放，交通断绝，完全陷于孤立状态。我们所能活动的范围不出四十华里，内缺粮草，外无援兵，民食奇缺，人心惶恐。而五十八师与交警总队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官兵战斗士气逐渐消沉。这些具体情况，促使我的起义念头日趋坚定；但也未能完全解除顾虑。尽管过去有些被俘人员回来说共产党如何宽大，有的起义部队也得到了宽大待遇，而自己又怎样，是否能得到宽大？部队能否存在，后果如何？一连串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了决心：相信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起义。

起义的决心下定了，可是起义必须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同谁联系，怎样联系呢？又成了新的问题。正在努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石砥同志（原名石玉林，同我一起工作过）给我捎来一封信，动员我起义。信中说：哈尔滨总政治部派他来辽南和我联系，希望我起义。我得到信后，当然很高兴，但我又怀疑他是否能按我的理想办好这件大事，因而又让送信人（原第二团退职连长）班笠夫捎回一封信，请石砥详细说明来历及如何与哈尔滨取得联系等问题。有了上述的思想基础，又有了联系的线索，于是起义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此后，我就一边同解放军取联系，一边在内部开始了酝酿工作，先后找三团长戴逢源、二团长史维中、一团长贾绍华和参谋处长梁启章等人个别谈话。他们每个人当时既不表示赞成起义，也不表示反对，只说师长怎么主张我就怎么做。不过也都提出了一些问题，内容大致是：中国将来的形势怎样，国共两党究竟谁能胜谁，国际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谁存谁亡，起义部队能否存在，以及官兵和家属的安全等问题。当时就我个人看法，都作了答复，说明了在国际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肯定的。国民党人心所背，失败是注定了的。共产党人心所向，最终必定要统一全中国。我们起义，将能为国民党其他部队树立一面旗帜，开辟一条道路，一定能受到共产党的欢迎。根据共产党的政策，起义后部队一定能存在，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定能得到安全的保障。经过解释，大家都同意了起义。可是副师长唐仕林和参谋长张翮都是东北行辕后派来的，对他们的工作比较困难。我就叫参谋处长梁启章做张翮的工作，副官处长田贡吾做唐仕林的工作。以后据梁、田二人汇报，唐副师长曾透露说：“咱们师长朋友多，在危急时是有办法的，我相信师长。”同时他又吐露交警总队我们湖南籍的老乡军官和他谈过，都感到前途暗淡，也希望咱们师长有个好办法。看来他的问题不大。但张翮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哥哥在新一军当师长，他态度很坚决：“要坚持到底，固守营口。”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就叫梁、田继续做这两个人的工作，并监视他俩的行动。同时我又找平时比较进步和我私人关系较好的营、连长个别谈话。谈过的人大多数和团长们的意见差不多，经过解释，最后也都同意起义。一些骨干思想通了，就分头进行深入的工作。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天，郑明新副军长来电话说：“听说有人来你师鼓动部队叛变，尽快逮捕此人。”此人是原五十八师第二团解职团长乔遇春，来营口鼓动部队起义的。我在头一天已经听说了，正想找他谈话，没想到郑也知道了。我马上把乔遇春找到师部。我问他的来意，乔说石砥派他来了解五十八师的情况，并做些宣传工作。我问他：“为什么不先到我这商量呢？”他说怕我不同意扣起他来，故先到二团打听打听情况，看看部队和你的动态，然后再见你。我说你没有经验，工作还没做多少，就被人家察觉了。我把郑的电话内容告诉他。当时乔显得非常惶恐不安，我说你不用怕，我不会拿你送礼；但你必须在十二点以前出城。当天我就派人在十二点以前把他偷偷地送出城去，到下午一点我就向全师发出逮捕乔遇春的命令，并向郑明新汇报说：“确有此人，我已下令逮捕他。”过了几天，班笠夫又送来石砥同志的信，对我提出的疑问都作了肯定的答复，并约会我派代表在老边会谈，要求我提出具体条件。我选派了参谋王文祥（我侄子）和第三团团副刘凤卓二人，带着我提出的起义条件，并要求四野总部作出正式答复。条件大致内容是:

一、保证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

二、保证部队的原建制:

三、保证部队和解放军享受同等待遇；

四、保证部队官兵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

五、保证对全体官兵既往不咎；

六、部队人员、武器调动时得我同意;

七、师长以下的军官最低要保持原级原职；

八、部队起义后，希望尽快参加解放战争。

在老边，五十八师代表和石砥、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钟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他们说将我提出的条件电请哈尔滨总部，等答复后再进行第二次会谈。二月二十二日辽南军区又派班笠夫携带四野总部复电的抄件来五十八师，复电中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另外要求两条：

一、要维持营口地方秩序；

二、逮捕营口党政军首脑人物。

同时通知，四野指定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为四野全权代表。

并约定二十三日在老边再次会谈。当日我即选派参谋处长梁启章为五十八师全权代表，准备二十三日去老边参加会谈。

二十二日接到东北行辕电示，最近两、三日内将有一艘军舰保护一只登陆艇，给你们送弹药、粮食。二十六日还有两架飞机运送弹药、武器。要求事前做好接受弹药、粮食和飞机场的着落标志，修整好跑道等准备工作。因而我就让梁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四野代表，希望等这两批物资到达，并将舰船、飞机扣留后再开始行动。二十三日，梁启章在老边和四野总部代表、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钟、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进行了正式会谈。在商洽起义时间和行动问题时，四野代表提出行动越快越好，要求二十五日行动。五十八师代表说明了我要等把最近运来的武器、粮食、舰船、飞机获得后再行动的意图。四野代表说：这是小事，起义是大事，别因小失大。金参谋长还颇有风趣地说：“那些东西早晚都是我们的，先让他们保管几天吧！”梁启章又说：“最近交警总队内部也很动摇，王师长叫问问可否争取他们同时起义。”张主任说：交警性质和你们部队不同，应该区别对待。”最后决定二十五日晚五时开始行动，并约定以三个照明弹为信号。梁当时提出，要求解放军在外围做佯攻协助起义，并以一部兵力协助我师解除交警总队武装。

梁启章二十三日傍晚回来，向我汇报了会谈情况。我俩进行初步研究之后，我就叫副官处长田贡吾和参谋王文祥在我宿舍秘密起草起义行动计划。次日清晨，我找唐副师长进行谈话。我说：“老唐，现在气候不正，将有风暴到来，解放军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攻城。我们是四面楚歌，你看应该怎么办？”唐说：“师长能有好办法，你可以说，我坚决服从命令。”我说：“我没有办法才找你商量，我们是与营口共存亡呢，还是突围呢？”他说：“这都不是上策。”我说：“那还有什么办法？”他笑着说：“师长还不相信我吗？”我说：“除此之外，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他说：“早就该下定决心了，这是师长的英明决策。”于是我就把要起义的事和他说了，他表示完全同意。然后我又找张翮谈。这个人是难对付的，在他未来之前我就决定：他能同意起义更好，如果顽固不化，就得把他逮捕起来。开始谈也象和唐副师长谈话一样，先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军人不能成功就要成仁。”我说：“根据目前情况应怎么办，解放军发动强大攻势，我们能守住吗？”他说：“坚决守可以守住。”我说：“根据什么？”他说：“我们有几次防守经验和坚固的工事，兵力、武器又增加了。上两次能守住，这次更不成问题。”我说：“这次解放军进攻决不象上两次，根据最近情报，解放军在海城地区集结了一个纵队，还有相当于一个团的炮兵，在大石桥附近又有辽南一个独立师，如果解放军以这样大的兵力来攻城，我们能守多少天？现在辽河冰封，军舰来不了。辽西联络线已被切断，援军无望，即或能守上十天半月，等粮尽弹绝，部队瓦解，营口市被毁坏，老百姓惨遭茶炭，最后还是守不住，这又有何用呢？”他又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只有一条路好走,起义！当时他表现很不愉快，看到这种情况，我又把国内外的形势作了分析，用来说服他。他沉思了一刻，对我说：“这样吧，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我说：“可以，要多长时间？”他说：“一个小时。”我说：“好，但是对不起，从现在起，你的行动就不能自由了，不许离开司令部。”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回来对我说：“同意师长的做法。”我和他握了握手。但看情形还是有点勉强。当时我又把唐副师长找来，我向他们说：“为了保密，在部队行动前，你们不能出师部院子，也不能向外部打电话、发电报和发信。”同时派人监视他俩的行动。我又通知电台，所有电报没有我亲批，一律不准发出。切断了唐和张的电话线，把一切对外联系，全部控制起来，以防泄密。

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左右，我正同张参谋长谈话的时候，有一架飞机飞到营口市上空，我对张说，这是东北行辕派来给我们空投钞票的。这一天风很大，空投的麻袋包多落在空投场以外，有的落在居民屋顶上，把房子砸塌了。有的落地就摔破了(无降落伞），钞票随风飞扬，许多市民出来抢拾，警卫人员制止不住，有人主张开枪弹压。我严令绝对不准开枪，并指示多出动部队帮助收拾，老百姓拾去的动员他们交出来，不交的就算了，不许打骂。到了中午，绝大部分都收回来了，共计有五亿多元，正好够全师两个月的薪饷。我即指示军需处，全师官兵二月份发双饷，限于明日午前全部发到个人手里，要办好手续。我这样做，是为了笼络军心，以期起义胜利成功。当天下午四时，我以过生日请客为名，召开有副师长、参谋长、各团长、处长及有关参谋参加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听取了梁处长汇报有关与解放军代表会谈的经过，大家都认为满意。又研究了起义行动计划和如何执行四野总部的指示，逮捕营口市党、政、军首脑问题，并进行了具体布置。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紧张工作，至二十四日午夜起义的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天明。

三、冲破黑暗 走向光明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也是我弃暗投明走向新生的一天。

清晨五时，天还未明，我就找来副官韩光、特务连连长李殿儒，亲自向他们布置了利用今天开会的机会逮捕营口党、政、军首脑的任务。早饭后，我又按计划打电话邀请郑明新到辽河沿岸看工事；郑满口答应。九时许我们都到了约定的地点，先交谈了营口目前情况，并检查了那一带的工事。我们边走边谈，我说：“解放军攻城准备在节节进行。钧座守营口的信心如何？”他说：“这要看你的啦！”我说：“这次不如前两次有信心。”随之，我就建议战斗之前应召开营口各机关首脑会议，共同研究守城方案，同时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守城，再者也应考虑万一守不住如何撤退等问题，大家好做个准备。郑当时同意了我的意见。我问：“开会地点在哪里合适，是否在你的指挥部？”（这不是真心话）郑说：“我那里不宽敞，还是在你们师部吧！”我说：“也好！”（这正中我的心意）同时决定下午两点开会。参加单位由我通知，交警由他通知。我们又看了一段工事，便分手了。

我回到师部后，马上布置召开首脑会议和军官会议的事情，同时检查了行动的准备工作。十一点钟连长以上军官会议开始了。我首先把当前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然后提出如何应付当前局势的问题，让大家讨论。有人主张坚守待援，有人主张与营口共存亡；有人提出脱离国民党，起义参加革命；也有人主张能守则守，守不住再走。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我谈过话的人了解我的意图。他们争先发言，赞成起义。这样一来，赞成起义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看时机已经成熟，便提议表决。通过举手表决，赞成起义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时我就宣布起义。我看到会场气氛很紧张，就把国际、国内形势扼要地作了分析，又把起义的利害作了分析，才使会场的情绪逐渐地缓和下来。当场我又宣布了起义的行动命令：

（1）国内形势和战争的情况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共产党已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全面进攻，国民党已被迫改为重点防御，完全处于被动。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成定局；

（2）五十八师决定脱离国民党，即日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

（3）第一团二十五日下午五时撤出阵地，在东卡门附近集结后，向大石桥前进;

（4）第二团担任解除营口所有武装部队的武装（交警除外），任务完成后，继师直属部队后向大石桥前进；

（5）第三团协同人民解放军，解除交警总队武装，任务完成后，继二团后向大石桥前进;

（6）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由参谋处长梁启章指挥，随第一团向大石桥前进；

（7）各部队要严守纪律，维持地方秩序，违者严惩，起义行动信号为三颗照明弹；

（8）我预定夜十时离开营口去大石桥。

命令发布以后，会场又出现了紧张气氛。沉默了一会儿，有人高呼：拥护师长的英明决定，坚决执行命令。于是全体军官一致欢呼，表示坚决执行命令。随后参谋处长梁启章又把行动计划加以说明，散会后分头准备行动。我又把担任开会时逮捕党、政、军首脑的指挥军官韩、李两人找来，让他们汇报准备情况，然后我又检查了开会的布置和准备工作。除了一小部分作了变动外，其他我认为都很妥当。

下午一时半左右，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到来，两点钟以前已全部到齐。这和过去开会大不相同，以往通知两点开会，三点也到不齐，这次因为情况紧急，都想听昕我的决心和态度，好做善后安排，因而有点反常。两点钟准时开了会，首先由郑明新讲了一番不关痛痒的话，然后我就请大家发言（会是由我主持的）。但大家都要求我发言，我只好假意地说了一些表示坚守营口的话，也谈到为了防备万一，让他们做撤退的准备。这时突然有人提议要组织慰问团慰劳部队，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我也就这个机会教训了他们一通。我说：“平时对官兵毫不关心（一九四八年春节蒋介石有过指示，告各地慰劳军队，可是营口毫无表示），现在用着了，就组织慰问团，要部队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卖命。这样临时抱佛脚，能有什么作用呢？”我正在责备他们过去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的时候，参谋长张翮按预定计划进来说：“报告师长，第一团贾团长来电话报告情况，请师长亲自接电话。”我看了一下表，已是三点二十五分了，心想行动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关于防守营口，是大家的事，大家请讨论讨论吧。我去接个电话。”

当我要离开会场时，已布置好的卫士们就陆续进入了会场，给他们点烟、端茶，假献殷勤，并盯住了郑明新、李安、袁鸿奎及公安局长等几个主要人物。我刚走到宿舍，就听到一声号响。我又看了一下表，正是三点半。这是行动开始的时间和信号。已布置的几个卫队都已按计划进入了指定的位置。机枪、冲锋枪的枪口都对准了会议室。副官韩光持手枪冲进了会议室，大喝一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在会场里的卫士们，也应时掏出了手枪，对准了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时别人都把手举了起来，并被解除了武器，只有交警总队长李安很不老实，从屁股后拿出了他的手枪，但是他的手早被眼明手快的卫士毕树文一把抓住了，并用枪口对准了李的脑袋，大喝道：“你要动，就要了你的狗命！”他也只好乖乖地交了枪。这时人人面如土色，室内鸦雀无声。韩副官喊了声向后转，这些家伙都老老实实地听从了指挥。只有郑明新、袁鸿奎不动，并说：“你们要造反吗？”韩说：“就是要反！”袁说：“找你们师长来。”韩说：“师长早已被我们扣起来了，你们俩向后转！”他俩也只好服从命令了。他们看到窗户外面的机枪、冲锋枪的枪口都正对着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命令行动，一个一个地走出会场，被赶进了师部院内的地下指挥所。这个指挥所是用钢筋水泥筑成，准备作战时用的，但是一直未用上，现在却成了优待俘虏的招待所。

在研究逮捕这些人的时候，原估计问题不会大，主要考虑的是警卫人员不好对付。所以，在逮捕他们的同时，对警卫人员展开了另外一场斗争。在开会的时候，就准备好几桌酒饭，先让警卫人员吃。可是这些人不肯吃，似乎有些警觉。后来一再跟他们说：“首长开完会王师长请客，大家如果不先吃，等首长吃完就要走了，可就吃不上了。”虽如此说，还有个别人不肯去。我的卫士和他们都很熟悉，也就半开玩笑地推推拉拉让他们坐下了。坐下要吃饭了，这些人还把枪抱在怀里。我的卫士象和他们开玩笑似地说：“这家伙也不能就饭吃，抱着它多不方便。放到一边去吧，绝没人偷你的。”边说边伸手拿下了他们的冲锋枪，放到另一个角落的空桌上去了。他们正吃饭的时候，那些个端菜送饭的人，听到孟昭山排长说：“你们快点往上拿菜！”（这是个行动的暗号）就都立刻掏出了枪。孟昭山大喝：“不许动，举起手来！”这些警卫人员就这样乖乖地被缴了械，也都被送入了地下指挥所。

营口市各界首脑（除参议会议长因病未到外）共十六名,外加警卫员、司机二十一名，就很顺利地被一网打尽了。他们在营口作威作福，搜刮人民的官僚生活也到此结束！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营口市上空升起了三颗照明弹,它照亮了五十八师全体官兵的前进方向，也照亮了营口市十万人民的心。它标志着营口市的和平解放，也标志着五十八师由反革命走向革命，即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行列。这三颗照明弹是部队行动的信号。各部队按照师的行动计划开始了行动。六时稍过，一团全部撤出阵地，开始向大石桥前进。师司令部（除电台外）和直属部队及家属、车辆，由梁处长指挥，六时半由司令部门前出发，向大石桥前进。营口市除交警总队、五十二军指挥所由三团担任解除武装外，尚有团管区、宪兵队、野炮连、化学迫击炮连、盐警队、警察局、水上警察局等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全部由二团负责解除武装。二团在执行任务中，各武装部队及武装团体都很顺利地解除了武装，唯有宪兵队（一个连）凭借高大、坚固的建筑物进行顽抗。虽用迫击炮、六炮轰击，但他们仍不交枪。后来把战防炮连调来，用战防炮威胁他们，同时向他们喊话：“你们不交枪，就用战防炮摧毁你们的楼房，叫你们同归于尽。交枪不杀，宽大待遇。”这样，他们终于在七时半竖起了白旗。据事前了解,在二团担任地区内，还有公开和隐蔽的电台四部。为了防止消息外传，在部队行动开始后，首先缴获了这几部电台，保证了起义行动未被外地过早察觉。二团担任的任务至此全部完成。完成任务后，除留一个连看守俘虏和弹药仓库外，全团于九时出发，向指定地点前进。三团与解放军一个团配合，也于五时发起进攻，三团自东向西，解放军自南向北。在两支部队夹攻下，交警总队被迫节节后退，最后撤到营口市西部闹区，和五十二军指挥所一个警卫排一起，龟缩于几个高大坚固的楼房中，负隅顽抗。攻击部队逐步进迫，演成巷战。我们为了保存营口建筑物不遭损坏，只使用迫击炮、六O炮作缓慢的威胁性射击，并未使用侵彻力强、破坏力大的野炮、战防炮及火箭筒等，也未使用爆破力强的炸药包。因而战斗持续三个多小时尚未解决，这时战场局部地区已形成混战状态。五十八师当晚规定的暗号是左臂结白布条，这时发现交警士兵也有结自布条的。我们知道这个暗号已被交警识破。五十八师士兵和交警士兵的服装完全是一样的，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就同解放军某团长（姓名忘记了）商议，第一线全由解放军担任，把三团用炮兵支援，撤出火线，在后面集结作为预备队。解放军同意我的意见。战斗到九时许，进展仍不大，陷于胶着状态。有人建议用破坏力强的火炮射击，摧毁敌人的据点，以期在午夜以前结束战斗，使五十八师部队在天明前全部撤出营口。我和解放军团长商议的结果，还是本着保存营口建筑物不受破坏的原则，没有采纳。可是战斗需要快些结束，部队快些撤出营口，这是客观形势的要求。经我们研究后，就将郑明新、李安从“招待所”里请出来，叫他们到第一线去喊话，并告诉他们喊话内容是：“交枪不杀，优待俘虏，顽抗者自灭，赶快停止战斗！”他们欣然前往。经他们喊话后，果然收到了效果。指挥所的警卫排首先交出了武器，交警总队也陆续投降，至零时战斗基本结束，只有些零星枪声。至此，五十八师起义和营口和平解放的主要阶段已胜利完成。

晚七时左右，石砥同志同辽南军区几位干部乘汽车来到师部，我们亲切地握手，他们向我热烈祝贺，我也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我即把五十八师起义行动计划和现在进展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他们极为满意。又将已逮捕起来的营口各界首脑和警卫人员、司机等人移交给他们。晚九时，我给东北行辕发了最后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电报：解放军攻城，入夜以后更加猛烈,至现在铁路两侧已击退敌人两次冲锋，营盖公路两侧也击退敌人一次冲锋。现在各部队坚守阵地，士气旺盛。电报发出后,即将电台撤除。我于十时同石砥同志等离开营口去老边。这天夜里北风凛冽，雪花飞扬，成士们多裹被行军，我虽坐在汽车里，也感到初春余寒刺骨。十一时许到了老边，汽车开进一个有土围墙的大院里，院内外警卫森严，车刚一停下，就有四、五个人围拢来。我们一下车，他们就同我和副师长以及我的爱人亲切握手，并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一同走进一间很整洁的房间，土炕上铺着军用毯子，上边放着一张炕桌，桌上摆着香糖、水果、点心，好象迎接亲人的样子。这时石砥先开口说：“让我来介绍一下吧！”随后指着我说：“这位就是率领全师起义的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将军。”接着又对唐副师长和我爱人等一一作了介绍。然后又给我介绍了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钟同志、辽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同志和辽南独立师师长李××同志，此外还有两位干部，我也记不清了。他介绍完了，金参谋长就说：“吴司令员因事未能前来亲自欢迎，让我和张主任代表，欢迎光荣起义的王师长、唐副师长及五十八师全体官兵！我们并代表辽南军区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

在这同时，有一位干部热情地招呼我爱人，给她脱大衣，脱鞋子，让她上热炕头暖和暖和。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热情，态度也诚恳、和蔼。我感觉到好象回到了久别的家里和亲人欢聚一样，内心非常激动。我说：“五十八师这次能脱离国民党，转向人民解放军，多赖辽南军区各位首长以及石砥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代表五十八师全体官兵，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首长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及辽南军区吴瑞林司令员、金参谋长、张主任以及辽南军区全体指战员表示诚挚的谢意。”这个非正式的简单的欢迎仪式，至此结束。他们又把我也让上热炕头。炕头虽然很热，但我觉得还不如解放军的心热。在谈话中，我把部队起义行动经过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他们表示很满意。

二十六日午前二时许，张翮参谋长也来到老边，他报告说：“交警总队于零时全部解除武装，营口市已无战事；三团于一时开始向大石桥行动；俘虏和各仓库也都交给解放军接管了；营口市秩序还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同时我向金参谋长、张主任说：营口市内仓库还有各种炮弹四十多万发，各种子弹三百多万发，要赶快抢运出来，天明后国民党发现我们起义，一定要用飞机轰炸，不仅弹药要受损失，也会给营口市人民造成灾难。金参谋长说：上次会谈时梁代表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准备了三百辆大车和二十几台卡车连夜抢运疏散。这时，一位干部在金参谋长耳边说了几句话，金参谋长点点头，然后向我说：天气很冷，已到深夜，我们准备点便饭给王将军接风。我们共同到另外一个房间，在一起愉快地吃了一次夜餐。这是我第一次在解放军中作客，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接待和丝毫没有轻视的表现，使我非常高兴也深受感动。我觉得他们的作风和国民党完全不同，我同国民党嫡系军官们交往时，他们总是有些瞧不起我们这些杂牌军官。而今天我是一个起义的军宫，刚迈进解放军第一步，就受到这样热情、诚恳、亲切的款待，真使我有说不出来的感慨。

早四时，我们一同向大石桥移动，在路上遇到三团的部队，正向大石桥行进，由此判断部队可能已全部撤出营口了，我顿时觉得如释重负。五时稍过，到了大石桥东铁山村，当我们几部汽车刚开进一个宽敞大院时，上房还没有灯光，但车子刚一停下，我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来客人啦。”同时屋内也点起了灯，我知道这里没有准备，为了给主人一点方便，没有马上下车。这时李师长、金参谋长、张主任都来到我的车子旁边，打开车门说：“快下车，请到屋里暖和暖和吧！”我才慢腾腾地下了车。刚走到房门前，就由屋里拥出来几个人向我们亲切地打招呼。我们进了屋，看到他们的行李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好，我知道他们是受到了“突然袭击”。李师长给我们彼此作了介绍，我们又一次亲切地握手。现在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位是辽南军区后勤部长，但是他和其他人员的姓名，我都忘记了。这些人都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把我和我的爱人推上了热炕头。

到了中午，张参谋长和梁处长来向我汇报说：据各团报告，除有个别士兵开小差以外，部队已全部到达指定地区。并说：三团在途中曾遭受国民党飞机空袭，幸无伤亡。我知道国民党已发现我们的起义行动，立即命令通知各部队，加强掌握部队，注意军民关系，注意防空，严守纪律，各团和师直选择可靠的连队组织纠察队，维持军纪，防止事故。午后国民党飞机几次来大石桥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并在大石桥南郊村庄里投了几个小炸弹，军民无恙。

二十七日下午，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同志在大石桥设宴招待起义军官。吴司令员在欢迎词中，阐述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勉励全体军官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参加战斗，为人民立功。他的话对部队的教育意义很大。当夜部队又移驻盖平县东团甸、白寨子一带，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鱼肉蛋菜，大量慰问品，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秧歌队络绎不绝，锣鼓声终日不息，全师官兵深受感动。

有一天我到部队讲话，一个老战士激动地对我说：“我当了十几年兵净受气，从来没有人看得起我，今天我受到这样优待，还是第一次。师长你领导我们起义，这条路走对啦。”这也证明慰问对安定军心，巩固部队，起了良好的作用。我看到解放区的人民喜气洋洋，军民亲如一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又回想起蒋管区，抓兵加税，民不聊生，军民关系有如水火，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时隔几日，地隔几里，显然两个世界。今天我仿佛到了另一个新的世界；是的，这的确是个新世界，是社会主义世界，并将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是个理想的世界。这一切，使我更意识到我们的起义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沿着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勇敢前进，加紧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争取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移到团甸的第二天，辽东军区副参谋长谢甫生、宣传部长牟宜之两同志代表辽东军区，特来驻地欢迎我们。部队在团甸、白寨子住了十几天，稍事整顿，我亲到各团对官兵讲话，说明起义的意义和光明前途，军心渐趋稳定。然后即向金川地区转移，沿途到处看到欢迎五十八师的标语，到处受到欢迎。当我路过安东时，受到安东市党政军首长及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全市悬灯结彩，有如节日一般，我深感受宠若惊，我知道这是共产党给我的光荣。同时使我初步体会到共产党深得人心，特别是统战工作和组织能力，更使我惊佩不已。这就增强了我的乐观情绪。部队于三月下旬安然到达指定地区，并编入解放军战斗序列；在金川地区整训两个月，因供应问题（交通不便），又移驻吉林省延边地区，继续整训，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一九五〇年十月又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支部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又经过了战火的锻炼，已成为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现在屹立于国防前线，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

资料来源：

《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