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敢 ｜《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

吴 敢 ｜《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

——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演讲（节选）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

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壸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金瓶梅词话》书影

其 书

《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

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

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

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

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

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200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

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

《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

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

《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1—6、8—10与第87回之中。

《金瓶梅》其余九十一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

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

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

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困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

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

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

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

《金瓶梅》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贲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

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

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

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

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竞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

李娇儿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

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

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金瓶梅研究史》 吴 敢 著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

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一方面，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因素（有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生，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

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

《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

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

《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

同时也不经意间客观地描写了新的政治经济成份，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观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

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精典结构方式。

《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

《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

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七十九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较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

白璧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万历24年（1596年）之间。

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年），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

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

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不列颠百科全书》

其 作 者

万历丁已（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

“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

《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

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

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

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

（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

（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

（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

（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

（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

（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

（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

（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

（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

（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

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金瓶梅>发微》 霍现俊 著

二、贾三近说。

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

（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

（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

（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

（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

（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

（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

（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

（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

（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

（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

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

（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

（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

（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

（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

（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以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

（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

（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金瓶梅新证》 张远芬 著

四、李开先说。

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

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

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

（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符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

（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

（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

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

（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

（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

（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

（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小说考信编》 徐朔方 著

五、徐渭说。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

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

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

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

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

“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

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

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

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

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

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

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金瓶梅新证》 潘承玉 著

六、王稚登说。

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

（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

（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

（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

（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

（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

（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

（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

（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

（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

（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

（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

（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鲁歌<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台湾学生书局出版（2015）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

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

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

“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

《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

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笔者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

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喜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传》剧本论证会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载《文汇报》2003年12月14日第六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