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死四纵队与阎顽派斗争的白热化：三十四团“六、五连事件”

决死四纵队与阎顽派斗争的白热化：三十四团“六、五连事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它的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全国政治形势逆转。山西阎锡山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企图削弱以至消灭新军中的进步力量，以改变新军性质，为其对日妥协投降扫清道路。在此背景下，决死四纵队内部的新旧势力之间摩擦加剧，矛盾日益尖锐化，终于酿成了三十四团“六、五连事件”，使之成为决死四纵队“十二月事变”的导火索。

1939年7月，三十四团二营六连驻交城山会立村附近。六连政治指导员刘培礼针对连里旧军官多情况复杂，反共、反对政工制度、打击进步分子活动十分嚣张的情况，他组织政工人员对战士进行了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教育，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并且开展了民主教育，反对打骂士兵，实行经济民主，反对贪污，维护士兵利益。通过这些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战士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能及时地反映到党支部来。一天，刘培礼找六班副班长王洪谈话，对王进行教育，启发他提高觉悟，努力进步。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二营长支长禄突然找刘培礼谈话，刘培礼直接去了营部后，见4名卫士持着带了刺刀的步枪，站在院门两边。他进了屋里，屋中间放着一张桌子，营长支长禄和连长来高为坐在正面的凳子上，书记员坐一旁。他刚进去，支厉声喝道：审判开始！他气势汹汹地问：“为什么在阎锡山的部队里介绍王洪加入共产党？”刘知道他与王谈话的事他们知道了。他坚决否认。支立即找来王洪作证，刘让拿出证据来，他们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刘据理反驳，指出他们这是有意捏造事实，陷害政工人员，反对政治工作，破坏团结。支理屈词穷，举手毒打刘培礼，然后将刘培礼关入早已准备好的禁闭室。这时，营指导员王邦荣闻讯赶来，严肃地向支指出：非法审讯和扣押、毒打政工人员是十分错误的。要他对后果负责。王对支说：“指导员找战士个别谈话，这是他的正常工作。说什么进行非法活动，纯属陷害。政工干部是政治机关委派的，你无权扣押，必须立即释放。”结果遭到拒绝。于是，王邦荣电话向团政治主任姚仲康作了汇报，姚仲康当即在电话上严厉斥责支长禄的粗暴无理，并指出扣押政治指导员是十分错误的，必须立即释放。团附王兰麟（党员）命令支立即放人，把人速送团部。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黄昏时将刘培礼五花大绑捆起来，派亲信送往团部。为了防止中途出现意外，团部特派人来二营接应一同回团部。最后以来高为调离六连，刘培礼调回团政治处工作而暂告平息。

“六连事件”之后，三十四团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更趋尖锐，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反动营长支长禄，对来高为调离六连极为不满，继而唆使五连连长万春祥公开反对政治工作，阻碍政工人员给战士上政治课。他采取的办法是出操打野外，到时间不收操，故意延长出操时间，占用政治课时间；指导员正在上政治课，时间不到，他就吹哨子集合部队出操；连队点名时指导员要讲话，他却解散部队；该指导员讲话时，他却又点名又唱歌，消磨时间，不给指导员讲话机会，就这样明目张胆地刁难指导员的工作。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孙海山指导员正在给战士们上政治课，万春祥突然要集合部队出操。孙指导员坚决不同意，心平气和地说：“现在是政治课时间，上完课再出操”。万春祥蛮不讲理，气势汹汹地举起拳头向孙指导员头部打去，打得孙面部青一块紫一块，血流满面，晕倒在地。事件发生后，营指导员王邦荣当即找到营长支长禄严正声明：万春祥毒打政治指导员，是阻碍破坏政治工作的严重问题，必须认真处理，严惩万春禄。支长禄接受了上次六连事件教训，改变了策略，他一改常态，不是硬顶，而是软磨，口头上答应批评万，实际上支持万。当天下午，将孙海山用担架抬到会立村团政治处。最后团政治主任姚仲康与旅政治主任李力果、纵队领导雷任民等，经认真研究，周密部署，以谈话为名将支、万2人逮捕。

五连事件的发生，只在六连事件发生后的不到两个月，这是顽固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行为，再次暴露了阎锡山企图消灭决死四纵队进步力量的阴谋，这为四纵队应付以后更大的突发事件，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