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金利：智者怀仁

祁金利：智者怀仁

夜里读《资治通鉴》，读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觉得心里敞亮痛快。这其中有金戈铁马、气势如虹、改天换地、重塑乾坤的事业；有雄才大略、智勇超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有百废俱兴、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百姓安康的盛世；有天下归一、八方来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宏大局面。更使人感动落泪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李世民的“仁爱”。

李世民的仁爱，是“仁”与“智”的统一。他是智者，也是勇者，更是仁者。他曾经写过一首《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在他那里，智者和仁者应该是血肉一体、密不可分的。智，是属于能力与学识方面的东西；仁，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东西。单纯智商高、认知能力强，只能叫做聪明，甚至是小聪明，不是真正的智者。其实，历史上的纣王、隋炀帝，个人天赋都是很高的，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真正的智者，是智慧高、道义层次高，非德不足以达到。李世民把“仁”看作智者的必要因素，显然属于后者。

也许有人会拿李世民火并建成、元吉的事来指责李世民的不仁。李世民杀建成、元吉不假，但原因是建成、元吉要杀李世民，李世民被迫绝地反击，颇有正当防卫的意思。其实这种不仁在很多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身上都是共同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隋文帝杨坚，也曾经把前朝皇子皇孙杀个干净，但并不妨碍他对百姓的仁慈。北齐高洋，也把拓跋家族杀得一个不留。这更多的是封建制度的局限，在那种选拔最高接班人的方式下，这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是滥杀无辜、杀人无度，还是罪罚相当、慎杀少杀。李世民显然属于后者。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不是抽象的。同时，仁也有小仁与大仁之分。以百姓为本，以百姓为念、以百姓为重，就是大仁。这在那个时代，无疑属于先进的思想。李世民的仁就属于大仁。

我们固然不能要求封建帝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即使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标准去衡量，帝王之间的差异也是天地之悬。有道者在制定政策、做出决策的时候，把“民为贵”的思想体现得很充分，念念不忘百姓。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堪称典范，其以民为本的境界和情怀令人感叹。

他在决策的时候，常常把百姓的利益和福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百姓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快乐。他曾经说，朕为万民之主，想让百姓们都富贵，如果教给他们礼仪，使他们年少的孝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那就都尊贵了。轻徭薄赋，使他们各治产业，那就都富足了，如果家给人足，朕即使不听音乐，也自然乐在其中了。

贞观年间，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盛世的景象日益呈现，李世民的声望也是与日俱增。而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无不把能到泰山封禅作为光耀之事。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均曾为之，后世为政者常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文武百官多次请行封禅大礼，但是都被李世民婉拒。他说，你们都认为登泰山封禅是帝王的盛举，但朕不认为这样。如果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禅又有什么伤害呢？从前秦始皇行封禅礼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代难道认为文帝的贤德不如秦始皇吗？实际上终李世民一生，他也没有去过泰山封禅。

如果一个决策会妨害百姓的利益，李世民通常会改变决策，对于劝谏也是从善如流。据记载，贞观14年，太宗将要去同州狩猎，正逢秋收来临，百姓收获庄稼的进度刚十分之一二。刘仁轨劝谏到，此时让百姓承担狩猎的服务事宜，诸如筑路修桥，将耗费大量人力，一定会妨碍秋收，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月，等到粮食收割完毕再狩猎更好。唐太宗不仅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重用了刘仁轨。

李世民以百姓利益为重，为了百姓利益，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亲情。唐初的时候，薛延陀国在漠北称雄，当时唐朝面对突厥进攻的压力，无力四面出击。摆在唐政府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发兵将其消灭，要么采取通婚的方式加以安抚团结。房玄龄建议，中国刚刚安定，出兵征战凶多吉少，还是和亲为上策。太宗同意这个看法，说：朕即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对百姓有利，何必爱惜一个女儿呢？于是决定以宗室女为新兴公主，嫁于薛延陀可汗夷男。虽然因为礼节上的琐碎问题，太宗食言，断绝了与薛延陀的婚姻，但太宗决策的理念依然令人震撼，他的仁爱主张和举措在后世仍然可资借鉴。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